[Mingpao Op-ed] The myth of open data policies in Hong Kong (Chinese only)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18 July 2022 in the Op-ed page of Mingpao, a Chinese newspaper in Hong Kong.）
大數據（big data）概念時下依舊炙熱，亦因當中包含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的部分牽涉私隱問題而愈加引發關注。簡言之，數據是當今世界都無法繞過的話題。香港近年不斷強調發展創新科技，大數據被視作其中關鍵要素而受各界熱議，政府更是擺出積極姿態。
面對從政府到民間均重視的數據議題，當局的理想舉措應是在仔細審視的基礎上出台相關政策——如果不是推出更具前瞻性的措施——讓大數據良性發展。那麼實際情况是如何呢？
香港互聯網協會於2019年啓動「香港開放數據指數」項目，從開放數據（open data）着手，持續研究本地數據政策和實踐已3年有餘，加上與國際排名項目Global Data Barometer合作及與內地學者交流，積累了一定資料。項目中的量化研究結果已在過往報告公布，協會亦向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議，而筆者在此撰文倒是希望與讀者分享一些額外的觀察與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一盤散沙的數據治理
須指出，「大數據」是為了推廣使用數據應用而被創造出來的修辭，本身不是嚴謹概念。對管治者而言，世界各地漸趨用「數據治理」（data governance）來概括數據相關的各類政策措施，覆蓋面廣闊，包括大眾較關心的個人資料。但因為並非所有數據都涉及個人，而且包括香港在內的絕大多數地方，已經有相對完整的私隱保護法律框架，所以本文側重於從發展的角度探討數據政策。
在香港，數據尚未成為像土地房屋、社會福利那樣自成一格的政策議題，更沒有專責此事的政策局和執行部門。當然，目前其他地方亦極少設政府部門來專職管理數據，部分原因是數據具跨行業屬性，這裏不展開討論。問題關鍵在於，面對已經應用於各行各業、貫穿市民生活各環節的數據，港府有沒有推出相應政策措施呢？
現實是，單獨、完整的數據政策尚未在港出現。目前主要由一份名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17年首次推出，2020年更新至2.0版本，有報道指政府正籌劃3.0版本）的政策框架覆蓋部分涉及數據的議題，包括開放數據，交通、城市規劃、醫療中的大數據應用及培養數據人才等。
另外，一些部門或行業會自行制定措施，包括金管局近期推動銀行間開放API（應用程式界面）以共享數據。上述涉及數據的措施並沒有統一機構協調，例如開放數據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實時交通數據由運輸部門負責，地理空間數據平台由發展局研發並維護。這些部門互不隸屬，也缺乏一致的業務標準，唯一的共同上級是行政長官。
概括而言，香港的數據治理仍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更談不上願景和長遠策略。這還是上屆政府對創新及科技事業加強高層次督導以後的狀態，在此之前的數據政策就更少、更分散了。分散帶來的最根本問題，就是不能整合各類數據以實現協同效應，所謂大數據的經濟和社會價值便無從談起。
無政治爭議又無既得利益 卻停滯不前
當然，要評價香港數據治理的優劣，最終要看實效，這需獨立機構或專業學者作全面深入研究，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也不足以下結論。不過橫向比較其他地方的類似措施，亦可供反思本港狀况。
筆者在過去3年的研究中，留意到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經或正在推出專門的數據治理政策，而且多冠以「策略」（strategy）之名，層次較高，韓國和日本這兩個東亞國家更是率先立法（見表）。中國內地推動數據治理的動作同樣積極，出發點和手法未必與西方國家完全相同，近年來的特點是貴州、深圳、上海、浙江等省市，先後就開放數據、公共數據等不同範疇立法。內地在地方層面的實踐，正在為國家的政策和立法積累經驗。
觀察上述海外及內地的政策和法律，不難看出，東西方在探索數據治理的過程中採用不同手法，但共同點是傾向加強統籌協調。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除了新加坡由智慧國家計劃辦公室統籌數據策略之外，其他地方並沒有刻意將數據議題置於創新與科技範疇之下，一些國家如新西蘭和加拿大，更是交由統計部門首長來協調全國數據政策；中國內地的數據治理也鮮見科技部門身影。
對此，一種假設是各國可能普遍認為，數據是21世紀廣泛應用於經濟、民生的必需品，創科產業只是受益於大數據的眾多行業之一。儘管這一假設需要實證研究來證明，但至少目前普遍存在於其他地方的做法，值得香港留意。
上述分析縱然簡略，但已顯示香港在數據治理政策上，無論跟海外還是內地相比，都有相當距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香港本可集各方所長，但目前至少在數據治理上，我們看到的情况並非如此。何以至此，需要交給政治和公共行政學者深入研究。國家領導人叮囑香港要「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數據治理作為香港難得的較少政治爭議、幾乎沒有既得利益羈絆的政策議題，或許值得當局多投入一些精力，為開拓新局面打前哨。
作者是香港互聯網協會「香港開放數據指數」研究員
【明報-評論】香港的數據政策迷思
（本文在2022年7月18日發表於《明報》評論版）
大數據（big data）概念時下依舊炙熱，亦因當中包含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的部分牽涉私隱問題而愈加引發關注。簡言之，數據是當今世界都無法繞過的話題。香港近年不斷強調發展創新科技，大數據被視作其中關鍵要素而受各界熱議，政府更是擺出積極姿態。
面對從政府到民間均重視的數據議題，當局的理想舉措應是在仔細審視的基礎上出台相關政策——如果不是推出更具前瞻性的措施——讓大數據良性發展。那麼實際情况是如何呢？
香港互聯網協會於2019年啓動「香港開放數據指數」項目，從開放數據（open data）着手，持續研究本地數據政策和實踐已3年有餘，加上與國際排名項目Global Data Barometer合作及與內地學者交流，積累了一定資料。項目中的量化研究結果已在過往報告公布，協會亦向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議，而筆者在此撰文倒是希望與讀者分享一些額外的觀察與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一盤散沙的數據治理
須指出，「大數據」是為了推廣使用數據應用而被創造出來的修辭，本身不是嚴謹概念。對管治者而言，世界各地漸趨用「數據治理」（data governance）來概括數據相關的各類政策措施，覆蓋面廣闊，包括大眾較關心的個人資料。但因為並非所有數據都涉及個人，而且包括香港在內的絕大多數地方，已經有相對完整的私隱保護法律框架，所以本文側重於從發展的角度探討數據政策。
在香港，數據尚未成為像土地房屋、社會福利那樣自成一格的政策議題，更沒有專責此事的政策局和執行部門。當然，目前其他地方亦極少設政府部門來專職管理數據，部分原因是數據具跨行業屬性，這裏不展開討論。問題關鍵在於，面對已經應用於各行各業、貫穿市民生活各環節的數據，港府有沒有推出相應政策措施呢？
現實是，單獨、完整的數據政策尚未在港出現。目前主要由一份名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17年首次推出，2020年更新至2.0版本，有報道指政府正籌劃3.0版本）的政策框架覆蓋部分涉及數據的議題，包括開放數據，交通、城市規劃、醫療中的大數據應用及培養數據人才等。
另外，一些部門或行業會自行制定措施，包括金管局近期推動銀行間開放API（應用程式界面）以共享數據。上述涉及數據的措施並沒有統一機構協調，例如開放數據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實時交通數據由運輸部門負責，地理空間數據平台由發展局研發並維護。這些部門互不隸屬，也缺乏一致的業務標準，唯一的共同上級是行政長官。
概括而言，香港的數據治理仍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更談不上願景和長遠策略。這還是上屆政府對創新及科技事業加強高層次督導以後的狀態，在此之前的數據政策就更少、更分散了。分散帶來的最根本問題，就是不能整合各類數據以實現協同效應，所謂大數據的經濟和社會價值便無從談起。
無政治爭議又無既得利益 卻停滯不前
當然，要評價香港數據治理的優劣，最終要看實效，這需獨立機構或專業學者作全面深入研究，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也不足以下結論。不過橫向比較其他地方的類似措施，亦可供反思本港狀况。
筆者在過去3年的研究中，留意到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經或正在推出專門的數據治理政策，而且多冠以「策略」（strategy）之名，層次較高，韓國和日本這兩個東亞國家更是率先立法（見表）。中國內地推動數據治理的動作同樣積極，出發點和手法未必與西方國家完全相同，近年來的特點是貴州、深圳、上海、浙江等省市，先後就開放數據、公共數據等不同範疇立法。內地在地方層面的實踐，正在為國家的政策和立法積累經驗。
觀察上述海外及內地的政策和法律，不難看出，東西方在探索數據治理的過程中採用不同手法，但共同點是傾向加強統籌協調。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除了新加坡由智慧國家計劃辦公室統籌數據策略之外，其他地方並沒有刻意將數據議題置於創新與科技範疇之下，一些國家如新西蘭和加拿大，更是交由統計部門首長來協調全國數據政策；中國內地的數據治理也鮮見科技部門身影。
對此，一種假設是各國可能普遍認為，數據是21世紀廣泛應用於經濟、民生的必需品，創科產業只是受益於大數據的眾多行業之一。儘管這一假設需要實證研究來證明，但至少目前普遍存在於其他地方的做法，值得香港留意。
上述分析縱然簡略，但已顯示香港在數據治理政策上，無論跟海外還是內地相比，都有相當距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香港本可集各方所長，但目前至少在數據治理上，我們看到的情况並非如此。何以至此，需要交給政治和公共行政學者深入研究。國家領導人叮囑香港要「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數據治理作為香港難得的較少政治爭議、幾乎沒有既得利益羈絆的政策議題，或許值得當局多投入一些精力，為開拓新局面打前哨。
作者是香港互聯網協會「香港開放數據指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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