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city" has been misinterpreted for many reasons, one of which involves neglecting the essential role of dat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human.

While opening up more data,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ose publicly available datasets are of people's interests and concerns.

公司資料透明度一直是國際開放數據社群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各國際組織和政府業已積纍不少論述和實踐經驗，我們可從更廣闊視角認識挑戰所在

「地區小型工程」、「社區參與計劃」，以及管理地區設施這個框架至今不變，也難見將來會大變

Hong Kong newspaper Mingpao published an op-ed by Benjamin Zhou, researcher of the Hong Kong Data Index, revealing a lack data governance policy in the city

24th March 2022, Hong Kong -- 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 (ISOC HK) launched the new “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 (HKODI) 2021/22 Assessment Report” online

從數據人才到數據需求，是分佈在全社會各領域的。政府在製定數據相關政策的時候就不應該只著眼於創科，而是要面向全民。

數據是因人而存在，從數據開放共享、安全保護到應用，皆應從人的需求出發，再推展到具體的技術標準及管理機制等不同層面的措施。

香港完整的數據政策是沒有的，官員不提，研究欠奉，但已浮現的問題和爭議比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都不少。

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向政府提供意見及開展地區工作，經手的資料包括：一地區工程設施及社區活動；二會議事務；三政府提供的諮詢文件。

撇除區議員薪金等行政開支，「地區小型工程」及「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基本是現今區議會的「家底」。

經過多年民間倡議行動，論述上逐漸達成一種共識：土地資料共享可視作追求社會公義的一種方式。「公義」在此不僅有英文 justice 之意，也可以按中文字面拆解為「公平」和「正義」。

私人物業內公共通道的數據應該歸私人還是政府所有（或使用），能否共享，屬現有法律和政策的盲點。

提升公司資料透明度乃全球大勢所趨，背後有多重因素推動，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具體行動包括制定標準、監察各國登記冊開放程度，甚至自行建立公開的第三方資料平台等，可謂各出奇謀，客觀上形成由內而外的公司資料開放路徑。

各種登記冊中的資料是把雙刃劍：監察不法行為、防範風險與侵犯私隱是兩刃，都因互聯網的發展而更加鋒利。

土地比公司資料更加複雜：一來人類社會土地私有制度的歷史更加悠久，二則各國的土地制度深受當地政治環境影響，國與國之間差異較大。

香港的開放資料已落後，是少數尚未立法的地區，卻又以保護私隱之名進一步限制查冊，損害公衆知情權。

推出會議直播及電子化會議紀錄等措施能夠擴大社區參與，亦體現互聯網開放、自由、合作的精神。

港府主要將開放數據視作「創科」政策的一環，卻避談其提升政府透明度以改善管治等方面的價值，有失偏頗。

開放的不只是數據，心態更重要，政策制定過程要透明，並滿足市民所需。

當局慣於一遇危機便派糖「紓困」，但緩解非常時期的出行困難未必需要大撒金錢，關鍵是以開放心態調整管治思路。

當局在開放疫情數據方面較以往進步，但仍有很多與市民利益密切相關的資料未符合開放數據標準。

善用開放數據，可助市民深入議會，監察代議士言行及政府施政，形成以事實爲基礎的公民參與生態。

資訊透明有助防疫，但如何保障病人私隱是開放公共衛生數據過程的難題。

Asia, home to nearly a quarter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only 2 percent of Covid-19 cas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Open Data and Data Sovereignty both seem desirable principles in data politics. But are they compatible?